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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按】120年前的春夏之交湖南改革遭遇了什么?

小时代与大时代的差别,往往在毫厘之间。譬如120年前,也就是1898年的春夏之交。

其时作为全国改革的试验田,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,新政推进两年多,已完成了思想动员与谋篇布局,吏治整肃初见成效,农工商矿小试牛刀,文教士习风气一新,学会报刊朝气蓬勃。

这一系列改革,任何一项拎出来放在今天看,依然可圈可点。例如,将算学、译学等实用课程纳入书院日常,保守点讲,是“区域性推进教育体制改革”;湖南学政江标督办、唐才常主持的《湘学报》,熊希龄、戴德诚、唐才常等人具体操持的《湘报》,是借新式报刊以“开官智”、“开民智”。

而最具震撼力的,莫过于1897年8月时务学堂的创立,和意见领袖梁启超10月抵湘出任中文总教习。

这所新型学校的第一期招生,年龄限制在12至16岁,报名者4000多人,录取名额仅40人,真正的百里挑一。15岁的湘中少年蔡锷榜上有名,比他大一岁的长沙伢子章士钊却名落孙山。尽管这所学校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多,但今天的我们,依然可以从当时的功课章程、师生札批及后来的回忆文章中,遥想其对于湖湘少年乃至外界的冲击力。

“夫中者正也,能执中则为中国,不能执中则为夷狄。夫今日之中国,岂若泰西之得民乎?”(梁启超在杨树达作业上的批语)

“天下之事理制度,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,不问其出于何人也。苟其当也,虽樵夫牧竖之言,犹为有功而可采矣,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者乎。如其不当,虽一王之制,历朝相传之法,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,而况圣人乎?”(梁启超在蔡锷作业上的批语)

总之,这场发生在湖南的改革,意气风发,振聋发聩,但天朝的网眼再大,也有经纬束缚。无论梁启超在学生札记上淋漓痛快的批语,还是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高呼的“冲决利禄之网罗”、“冲决伦常之网罗”、“冲决君主之网罗”,迟早要被有关人士举报。身为改革的主帅,67岁的陈宝箴在这个春夏之交,应该感受到了一股暗流来袭的寒意,尽管此时他的身后,是27岁的光绪帝,和即将下达的“明定国是”诏书。

史学界将6月11日“明定国是”诏书的颁布,视为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。而前前后后隐伏于帝国的草蛇灰线,似乎都为这场改革的早夭留下了线索。

往前追溯,3年前的春天,甲午海战惨败后,一群体制内的读书人,借会试之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而这一激切的行为,并非清廷改革之肇始。此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,从“自强”到“求富”,改革一直在路上,徐徐而行。明眼人都知道,清王朝的改革,必须由经济、民生、军事的浅水区,向政治体制的深水区渐次推进。而改革顺利的前提,是朝野内外对改革必要性、迫切性的共识,在思想上寻求最大公约数。鸦片战争前夕,龚自珍早有预警:“一祖之法无不弊,千夫之议无不靡。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,孰若自改革。”

从1898年5月29日晚恭亲王奕䜣病逝,到6月11日改革诏书颁布,按照历史学家马勇对慈禧、光绪、翁同龢、康有为、杨深秀、荣禄、刚毅等人言行的分析,这13天里,清廷决策者内部对改革有过充分讨论,态度是积极的、充满期待的。只是,慈禧对光绪的表态,还预留了一定的弹性:“凡所实行之新政,但不违背祖宗之大法,无损满洲权势,即不阻止”,“苟可致富强者,儿可自为之,吾不内制也”。

毕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,这种有条件的弹性,一个中心是“致富强”,两个基本原则是“祖宗大法”和“满洲权势”,风险要可控,不能翻船。站在朝廷。